农村拆迁何以变成圈地运动?

　　“钉子户”的兴起造成暴力抗拒拆迁的层出不穷，使城市拆迁问题屡屡成为公共舆论关注和批判的焦点，成为普罗大众怨气频发的导火索。与此同时，农村房屋拆迁并没有博得相应的曝光度。是因它一直在合法的轨道滑行，还是受伤害的农民权益轻微到不足以酿成一场社会风暴?恐怕皆不然。
　　《半月谈》总结了当前农村房屋拆迁改造的八大怪状：圈地卖钱，中饱私囊;形象工程，劳民伤财;高价建房，加重负担;暴力开道，强制拆迁;自愿不自愿，农民说了不算;补偿有多少，标准不统一;政策执行，因人而异;互相不信任，拆迁何其难。这个“八”有些凑数的意思，就像古代的太保一定要凑满十三，梁山的好汉一定要凑满一八零八——譬如第四与第五、第八怪状，完全可以三位一体。不过，细细分辨，前四点倒是符合中国国情，堪称“四大怪”。
　　俗话说，见怪不怪。谁让你不幸生在了中国，而且是农村户口，见多了不平与灾难，这些怪状还算什么呢。哪家的拆迁能得到公正的赔偿，哪个村镇不搞面子工程，以暴力抗拒拆迁有什么好果子吃，直面那断壁残垣之地，你最多骂一句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——下一句你还骂不出口，弄不好就是诽谤政府罪。
　　还是从意气回归理论，来发掘“怪状”形成的根源和逻辑。
　　据6月8日《半月谈》报道，在安徽省凤台县钱庙乡钱庙村，有一个经凤台县批准成立的新农村建设试点项目，总占地面积300多亩——这无疑是欺上瞒下的幌子。钱庙村村民告诉记者，2006年以来，村党支部书记刘利等人从群众手中按照每亩19800元强行征地，进行房地产开发，谁不卖地就要挨打，而建成的房屋按每平方米1100元销售。同样，在凤台县杨村乡店集村，有300多亩土地被强行开发，建成大批商品房，随后以每间房6万元的价格卖给农民。凤台县如此，其它县城何尝不是如此?安徽省如此，其它省怎好意思例外?
　　有人说，这是违法征地与拆迁，应该使用法律武器制裁违法者。问题在于，城市房屋拆迁发生了纠纷，还可以求助于那部备受争议的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;而在农村呢，《农村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为什么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千呼万唤不出台?国家不制定法令，各省总该因地制宜，可经检索，全国并不一致，譬如江苏有《江苏省农村房屋拆迁管理办法》，安徽却出现致命的法律缺失。如此，在某些省份，农村房屋拆迁就不免长期处于法律虚无主义的状态：《土地管理法》与《物权法》皆高高在上，远水解不了近渴;借鉴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吧?你先得明白，农村与城市房屋是否属于同一种土地所有制。
　　进一步推想，即便国务院成功制定了《农村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又当如何?不是照样有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，但拆迁现场的硝烟与鲜血的暴力演绎比好莱坞大片还要夸张几分，“钉子户”的成长率堪比雨后春笋。法律的效力落不到实处，还不如不立法。这里的教训必须汲取：第一，拆迁者及其背后潜伏的恶势力习惯性蔑视法律的尊严;第二，法律本身存在严重的漏洞，使作恶者有机可乘。如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，令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同时扮演裁判和运动员两个角色，它怎么可能秉公执法?襁褓之中的《农村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如果步上了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的失败后尘，估计农房拆迁的“八大怪状”仍旧难以进化至常态。
　　立法是一个要点。另一点则更为根本。现在诸多农村问题的衍生，皆受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流毒。土地集体所有制决定了农民并不是耕地与宅基地的第一号主人，相关纠纷则由村委会名正言顺地越俎代庖。政府或开发商征地，村委会才是它们的交涉与谈判对手，农民无奈被晾在一边。这也是一大怪状——村委会不但是政治机构，还是经济实体，它正如一个以村为架构的公司的执行部门，同时通过架空作为董事的农民，抢夺了他们的决策权。所以，我们对照上面的新闻，会发现圈地运动的主使者，往往就是村党支部书记等人。基于此，要从根源上阻止圈地运动的发生，就得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和房屋最直接的主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