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文：绿林村拆迁户盼新家

　　湖北日报讯 图为：房屋被拆后，村民刘汉良在自家废墟上搭了一个窝棚，作为临时住所。

　　文/图 见习记者 王成龙 记者 曾莉 实习生 李丹 宋晶晶

　　阅读提示

　　这是本报新闻热线接到的一起拆迁投诉。

　　去年11月27日、12月11日和22日，记者三进武穴绿林村探访。

　　这是一起僵持了2年多、截至昨日发稿尚未圆满解决的拆迁纠纷。

　　前后涉及农户9家，其间曾发生村民在镇政府喝农药事件。

　　春节在即，电话中拆迁户杨凤桃说，“期盼补偿尘埃落定，新年有家。”

　　刚出台的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，要完善征地补偿办法，合理确定补偿标准，严格征地程序，约束征地行为，补偿资金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和实施征地。

　　希望新年里，新政下，杨凤桃们心愿实现。

　　拆迁缘起

　　绿林村有一口古井，具体年份连村支部书记范克明也搞不清，“少说有几百年”。井浅不过约1.1米，一年四季水从井壁渗出，清澈见底。2009年9月，统一集团与武穴市政府签约投资960万美元，新建年产5万吨的矿泉水厂，这口井作为重要水源地在项目征地范围内，杨凤桃等9户村民房屋需要拆迁。

　　2012年11月27日，记者初进绿林村。灰顶黄墙的统一矿泉水新厂房很整齐，旁边有一片约1000平方米的废墟，这里便是杨凤桃等9户村民曾经的家。

　　杨凤桃称，2012年11月13日，她在外办事，接通知下午赶回时，房屋已被拆。村民刘汉良在武汉打工，一直未签拆迁协议。2012年11月16日，接到电话赶回村，昔日砖混2层楼已成乱石堆。刘汉良指着脚下的废墟说：“全部家当都埋在里面，包括土地证。为讨说法，工作也丢了。”为栖身，他用废木料和塑料布搭了一个窝棚。“我们没签协议，家被拆了，如今住在村小学的杂物室，冷得没法住!”杨凤桃的儿子刘绍红说。村民刘汉柱和刘建新两家则住进了村委会办公室。

　　梅川镇政府党委柯副书记承认，仅3户在拆迁前与村委会签了拆迁协议(其中村民刘汉柱只签了两处房屋中一处)。

　　前梅川镇人武部长此前负责拆迁工作。他告诉记者，矿泉水厂项目2009年11月进村，2011年4月征地19亩多。5月，通知拆迁。

　　2011年5月19日，已与村委会签订拆迁协议的村民刘汉柱，因“拆房时不少家具受损、粮食被埋”，找镇政府索赔，赔偿金额谈不拢。次日，刘汉柱夫妇再次找到镇政府，“没人理”，妻子张巧云一气之下喝了农药。经抢救，张巧云保住了生命，镇政府赔偿其13.8万元。

　　喝药事件让其他拆迁户的态度更加强硬，拆迁僵持一年多。【记者思考】：恶性事件是拆迁中不能承受之痛。令人欣慰的是张巧云生命无恙。

　　一时的拆迁应该是为了长远的发展，发展最终是让群众得到更大利益。干部的态度和工作方法是导致冲突的导火索还是根本原因?为什么拆迁中群众当下的利益往往被忽视?

　　补偿标准之争

　　梅川镇有一份关于绿林村拆迁情况的说明：2012年9月15日村民代表大会确定拆迁的补偿标准为：土木结构、四面青结构、砖混结构一层空心板结构和砖混结构两层空心板结构的房屋，每平方米的补偿分别是250元、400元、450元—500元和550元。土房被拆的村民还有选择：参考新农村建设，结合被拆土房的面积，由村委会重建红砖房。

　　“其他乡镇每平方米的补偿标准仅为：土坯房180元，砖木结构房屋350元，砖混结构房屋420元。”柯副书记说，补偿标准已经不低，但一些拆迁户头天同意签协议，第二天又反悔。

　　村民刘汉军告诉记者，他家土房评估的面积约80平方米，评估补偿款不到2万元。他说，新建砖石房至少需10万元。村民刘建新有一栋砖混2层小楼，“40万元才做下来，却只补偿我30万元。”

　　2012年11月13日，拆迁协议未全部签下，7户房屋当天被拆。

　　波折中的绿林村拆迁再起风波，柯副书记承认这天的拆迁违规。

　　他也很无奈：“统一集团的进驻，预计每年可带来2000万元税收，因拆迁僵持，他们考虑迁址他处。为了发展，肯定不能让他们走啊。”

　　他出示了当时的拆迁工作安排计划：

　　2012年9月14日，镇村干部上门送《拆迁通知书》，15日，镇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。11　月13日，安排80万元补偿金到绿林村，拆迁专班进村。

　　村民代表大会形成会议纪要：“多次做工作不执行拆迁的，村民代表大会决定，采取强制措施拆除”，36位村民代表在其上签名。

　　记者发现其中没有拆迁户，村支部书记范克明解释，拆迁户中只有刘汉柱和刘汉全(刘汉军的父亲)是村民代表，他们不肯签。【律师观点】：湖北武珞律师事务所杨继启律师介绍，对于集体土地房屋拆迁，国家目前没有统一的补偿标准。一般而言，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可参照《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，并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。他认为，找准国家、集体利益和拆迁户利益分配的均衡点，是保障拆迁顺利的关键。

　　媒体报道，2007年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王光进带领课题组，在全国各地就农村征地问题进行调查。从当时统计数据看，近3/4的被征地农民对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不满意，2/3认为征地后生活水平降低。

　　拉锯中的磨合

　　违法强拆行动导致村民四处上访，拆迁工作更加被动。

　　刘汉柱说：“两年来，我们多次找市里和省里反映，上级也屡次督促镇政府解决，但上访—协商无果—再上访，从希望到失望，再到重燃希望。我们不懂法，也没经济能力打官司，这次只好找媒体。”

　　2012年11月27日，记者首进绿林村。采访中梅川镇政府表示2周内妥善解决，镇里将成立调查专班，采取4条措施：做好善后工作;在农民确认的地方落实屋基的平整工作;确定合理的补偿价位;将拆迁户统一安排到其他农户暂住。

　　其后的12月11日和22日，记者回访绿林村。村民刘汉军告诉记者，“政府态度积极多了，不下10次召集拆迁户协商。”

　　补偿最终敲定2种方案。其一：土木结构房屋、砖木结构房屋、砖混结构房屋和砖木结构楼房，分别按照每平方米342元、548元、758元和616元的标准补偿;其二：按照房产相应类型和构造的重置价补偿，重置价补偿标准有所上涨。“我们的补偿标准，已经突破武穴市的最高水平了。”柯副书记告诉记者。村支部书记范克明说：“补偿标准不可能再变，否则之前签的就得全部推翻。”

　　”政府提高了标准，差不多就签了。”刘汉雄一家人正准备搬家。

　　至昨日，签订拆迁协议的户数增加至5户(其中一户只签了自家两处房中的一处)，还有4户没签。【采访思考】：签还是不签?对杨凤桃等尚未签约的4户农家无疑是个现实抉择。农地被征的拆迁中，农民除了一次性补偿外，长远权益难以得到保障，他们只能在一次性补偿问题上“锱铢必较”以争取最大收益。有专家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时指出，让农民能够持续性的获得土地经营收益，是个政治考量。【专家点评】：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尹建国认为，绿林村拆迁，是当下拆迁困境的一个缩影。一方面，我国相关立法本身在从不完善向完善转变，应当看到好的发展趋势和政府的努力;另一方面，由于拆迁中法院与行政机关的联动、拆迁的公开制度等配套制度还未完全建立，导致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打折扣。这两方面原因，放在官民缺乏彼此互信的大背景下，共同导致了拆迁困境的形成。有法可依，有法易依，有法适依，应是化解征地拆迁困境之道。